田亦军再次翻出那枚黑色“蘑菇”时，距离他把它从地摊上买回家，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。
2006年，大同体育场外的古玩摊上，卖主说不清这件陶器是什么。田亦军也说不清。他只是觉得少见，便买了下来，带回太原家中。
将近二十年后，他偶然看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张藏品照片。照片里是一枚云冈石窟陶眼，形状与家中那件“蘑菇”极其相似。田亦军联系云冈研究院，表示如果确认它来自云冈，愿意无偿捐赠。
最终，经专家初步判断，这件陶器极有可能是一枚辽金时期的佛眼。
百年前，盗凿者看重的是有造型、可交易的佛像和头像。至于这些从眼眶中脱落的陶制眼球，形状光秃，没人认识，也没人多看。它们被随手丢弃，散落民间，慢慢失去名字。
如果这次鉴定成立，这将是第二枚回到云冈的佛眼。四十年前，美国纳尔逊博物馆退休董事史克门曾捐赠第一枚云冈石佛陶眼，在信中称其为“罕见文物”。
而今，云冈还有1400多件造像因盗凿流失或消失。专家称，散落在民间的小构件，可能只是一只耳朵、一根手指、一枚眼球，孤立地看，已经很难分辨它是什么、属于哪里。
一
2006年，大同体育场外围的路边摆着不少古玩地摊。田亦军在摊位间走走停停，看到一件黑色陶器。
卖主说不出它的来历。田亦军拿起来翻看，也说不上它该归入哪一类。他对古瓷器有所了解，见过的器型不算少，但眼前这件东西不像碗，也不像盏，更不像任何常见器物。
它一头大，一头小，远看像一只蘑菇。大头施着黑釉，釉面光滑，夹杂绛色。田亦军出于好奇买下它，带回太原家中。
此后将近二十年，它安静地待在那里，很少再被人留意。
这件陶器并不重，0.514千克，高不过7厘米。大头呈半珠状凸起，直径10厘米，表面的黑釉经年沉暗，却仍有光泽。翻到小头，平底，直径4.5厘米，露出粗沙胎质，颜色暗红。
田亦军是懂行的人。也正因为懂行，他更清楚自己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。无法命名的物件，最后只能被搁置。
其实，它可能是一枚佛的眼睛。
北魏时期，云冈石窟的佛像多以石雕成形，细眉长目，眼珠用黑彩绘制。顾恺之说“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”，匠人以笔点睛，为石佛赋神。
到了辽金时期，一些做法发生了变化。工匠开始为佛像额外安装陶制眼球，将其嵌入眼眶中的石槽。眼睛有了独立形态，也就可能脱落、被取走遗失。
20世纪初，云冈石窟经历过一段盗凿严重的时期。外国文物商贩勾结当地村民，大肆盗凿佛像。他们要的是有艺术造型、能卖出价钱的雕像和头像。
从眼眶里掉出来的陶球，则不在他们的兴趣之内。文物商贩看不上，盗凿者也可能随手扔掉。没有市场的东西，反而没有进入流通的机会。它们混在碎石、泥土和杂物里，慢慢变成谁也说不清的东西。
有造型的造像被掠走，漂洋过海进入博物馆；没造型的碎件被丢在原地或散落民间。前者至少还保留着名称和编号，后者常常连身份都失去了。
据专家研究，辽金时期，云冈16个洞窟共76件造像曾加装过眼球，涉及佛像、菩萨、供养天、力士。而今存者，仅剩10余件。
76件变成10余件。其余那些眼睛，也许还散落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，以无法辨认的样子沉默着。田亦军家里的这枚“蘑菇”，就这样静默了将近二十年。
二
将近二十年后，田亦军偶然看到一张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藏品照片。照片里是一枚云冈第8窟的陶眼。
他盯着照片看，想起家里那件放了许久的“蘑菇”。两者实在相似。
田亦军随即联系云冈研究院，表示如果确认它是云冈石窟佛眼，愿意无偿捐赠。
这不是他第一次捐赠文物。此前，田亦军和妻子曾向山西博物院捐赠晋北古代寺观壁画，填补了馆藏空白。对一个有文物意识的收藏者来说，归还并不只是割舍，也是一种判断。
2025年3月，赵昆雨受托前往太原，在田亦军家中见到这件陶器，随后将其带回大同，启动鉴定。
消息披露后，网上有人质疑：这会不会只是一个瓷拍子？这种可能性在鉴定之初就被纳入考虑。赵昆雨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瓷拍子通常表面较平整，而这件器物明显呈凸起的球状，釉色细腻，光可鉴人。
也有人猜测它可能是研磨器。但研磨器一般会制成类似碾盘的粗齿面，这件陶器表面并没有研磨痕迹。它不是一眼能被认出的器物，判断它是什么，需要专业经验，也需要把其他可能性逐一排除。
如何最终确认，两位专家给出了不同路径。
詹长法认为，鉴定需要综合艺术风格、材质工艺、考古学及科技手段分析，通过光谱和质谱比对材质数据库，增强关联性判定。
赵昆雨的说法更直接：“复位是最具说服力的。”他说，如果能运用透视扫描技术探得造像眼球嵌入深部的形状，“那一切争议就都烟消云散了”。
换句话说，把它装回去试试。所有技术分析最终都要落到一次物理上的吻合。
云冈佛眼并非第一次靠偶然回家。
1985年春天，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收到一封由文化部文物局转来的信。写信人是考古学家宿白。信中提到，美国纳尔逊博物馆退休董事史克门捐赠云冈石佛陶眼一件，希望转交云冈保存。
宿白在信中称这枚佛眼为“罕见文物”，因为“云冈大佛遗失陶眼者甚多，但现知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”。同年7月19日，云冈方面派人赴京，将这枚佛眼护送回归。
一封信，一位美国人的捐赠，一次转交。四十年前那次回归，也由许多偶然连在一起。
1992年至1993年，云冈窟前遗址考古发掘中，一枚指甲盖大小的佛眼从辽金地层中出土。这是迄今唯一一枚真正出自云冈本土的辽金陶眼，没有任何争议。
如果加上田亦军这次拟捐赠的陶眼，已知佛眼共三枚：两枚靠偶然捐赠，一枚靠考古发掘。偶然当然不是方法，但在此之前，它是少数能让佛眼重新出现的路径之一。
赵昆雨对这件事仍然保持审慎。他说，陶眼这种器物，“典型性特质很少，可参照的案例又严重匮乏”。如果确系云冈佛眼，那是万幸，争取到一次难得机会；如果不是，也能为今后研究造像眼球提供借鉴。“文物鉴定本身，需要不停地论证。”
对佛眼的研究，才刚刚开始。
三
研究的起点，可能在第19-1窟。
这尊倚坐佛像高7.75米，是云冈石窟中体量最大的辽金重妆造像之一。它的双眼球均已失落，只留下两个直径10到10.5厘米的空洞。回归佛眼的尺寸与之基本吻合。赵昆雨说，可以将佛眼的3D打印复制品拿到佛像上比对复位，“应该很容易准确复位”。
如果比对成功，一枚流落近二十年的眼睛，将重新嵌入一张1500年前的面孔。
赵昆雨想推进的，不止这一枚陶眼。他希望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能获得支持，启动一项特别行动：对所有缺失陶眼的部位进行数字扫描，采集直径、进深、形状等数据，同时对现存眼球的胎土构成进行检测分析和断代。
数据库建成之后，如果再有新的陶眼出现，就不必只靠偶然相认。研究者可以直接比对数据，判断它是否出自云冈，又可能复位到哪尊造像上。
两枚佛眼靠偶然回家，第三枚不能只靠偶然。数据库要做的，是把一次次侥幸相逢，尽量变成可追索、可验证的方法。
云冈确实需要这样的方法。据调查，1400多件石窟佛像因各种原因流失或消失，其中流失海外且有据可查的约300余件。也就是说，还有超过一千件造像连去向都难以确认。
流失始于20世纪初。1907年，法国学者沙畹进入云冈大量拍摄，随后出版《北中国考古图录》，向世人首次公开展示云冈石窟的雕刻艺术。云冈由此享誉世界，也开始被更多文物商盯上。
1918年至1929年间，盗凿最为猖獗，文物主要流布于日、法、美、德等国。第16窟东附洞原本是一佛二菩萨，三尊造像在1918年至1922年间被整身盗走。两尊菩萨的下落已知，一尊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，一尊在巴黎赛努斯基博物馆。那尊佛的下落至今成谜。
赵昆雨曾全面调查海外云冈流失文物，共计100余件。他比对百年前海外出版的云冈盗凿前图录，再观察石窟现状，试图将流失文物一一复位。目前，他已掌握30多件造像的原始位置。
2016年，这项工作有过一次清楚的验证。
美籍华人王纯杰在美国一家拍卖行遴选拍品时，遇到一件被藏家标注为“云冈第17窟”的菩萨头像。
王纯杰就职于美国佛瑞尔赛克勒美术馆，他当即买下这件头像，阻止文物再次流散，随后将其捐赠给山西博物院。
他来到云冈石窟那天，赵昆雨告诉他，这件头像并不是第17窟的。王纯杰一度十分忐忑，以为自己买错了。
赵昆雨带他走进第19窟，指向南壁东龛一尊残缺的胁侍菩萨。雕像头部宝冠的缯带仍留在石壁上，与捐赠头像可以“合璧”。王纯杰当即激动不已。
一颗头颅跨越大洋，找到了自己的身体。
“每一件被盗造像都是云冈失散在外的孩子。那些年究竟走丢了多少孩子，他们都在哪儿，现在还好吗？这些信息一定要掌握。”赵昆雨说。流失日本的云冈文物约占流失文物总数的65%，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正关注日本有关慈善机构，期望促成日本私人藏家手中的云冈文物回归。
但更难辨认的，往往不是那些进入博物馆、出现在拍卖图录里的大件。赵昆雨说：“民间可能有一些小的构件，比如造像的一只耳朵、手指，孤立地看已经很难分辨是什么、属于哪里。”他希望通过基金会这一新途径，让散落民间的云冈文物找到回家的路。
这也是流失文物更隐蔽的一面。被盗走的佛头进入博物馆，至少还有档案编号、展柜和注视它的人。那些掉落的碎片，一只耳朵、一根手指、一枚眼球，因为太小，反而更容易失去被辨认的机会。
田亦军家的那枚“蘑菇”等了将近二十年，才被重新看见。也许还有更多这样的“蘑菇”，正放在某个抽屉、某个地摊、某个仓库角落里。
它们在等待归途。